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决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1997年6月4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批准《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1997年4月30日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1997年6月4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建设文明整洁的城市，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领导，实行市容环境卫生工作责任制，逐步实行环境卫生社会化服务，提高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改善其劳动条件和待遇。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六条 新闻、教育、文化等部门，应当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宣传，增强公民环境卫生文明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共卫生道德水平。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任，都应尊重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

第二章 市容管理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市的城市容貌标准。
第八条 城市建（构）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本市的城市容貌标准。
临街建（构）筑物和设施应当保持整洁、美观和完好。
在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道路两旁经批准设立的棚架、遮阳（雨）布、檐篷等应完好、美观、整洁，破损的应及时更换或者维修。
第九条 经批准设置的张贴栏、广告栏（牌）、宣传栏（画）、画廊、标语牌、招牌、路牌、橱窗、横幅等，应当符合本市的城市容貌标准，并定期清洗、油饰，残破或者内容过时的，应及时更换、维修或者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构）筑物、设施和树干、电杆上刻画、涂写。
在建（构）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道路、路沿石和路面上各类井盖应当保持平整、完好，塌陷或者破损的，由责任单位及时维修更新。
交通岗亭、标线、信号灯、护栏、路灯等公共设施，责任单位应定期维护，保持完好、整洁，设施破损的，应及时维修更新。
行道树、公共绿地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
第十二条 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各类车辆，应当保持车容整洁，运输流体、散装货物以及垃圾、渣土、粪便的装运设备应当完好，装载适度，不得沿途撒漏飞扬。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确因建设需要，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应保持整洁，接受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类摊点应当在批准的位置营业，自备清扫工具和垃圾容器，保持场地整洁，不得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

第三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五条 城市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按下列分工负责：
（一）城市道路、居住区、公共广场、公共水域岸线及公共厕所、公共垃圾站、果皮箱等，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二）集贸市场、公园、公共绿地、停车场、铁路、车站、港口码头、机场、体育文化娱乐场所等，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三）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由本单位负责；
（四）有使用单位的湖泊、江河岸线水域，由使用单位负责；
（五）在市区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各类船舶，由船上负责人负责。
第十六条 临街单位、门店和住户应当保持门前整洁，有权对门前乱堆放、乱摆卖、乱扔杂物、乱停车辆、损坏树木、随地吐痰等有损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予以制止，并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居民生活垃圾应倒入垃圾站。实行垃圾袋装收集区域的，应将垃圾装入袋内，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收集点或者由专人收集。
第十八条 垃圾应按规定及时清运到垃圾处置场。公共垃圾站（点）的垃圾，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清运。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垃圾，自行负责清运；公共场所的垃圾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清运。无清运能力的，可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运。
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废弃物的，应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服务费。
第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和运输，实行无害化处置和综合利用。
第二十条 架设电杆、维修道路、修整树木花草、疏浚沟渠、维修或者铺设管网等，作业单位应及时清理现场，保持清洁；需要恢复原状的，必须恢复原状。
第二十一条 市区临街拆、建施工工地应按标准围档，文明施工。禁止在围档外堆放材料、机具和建筑渣土；车辆出入工地不得污染道路；泥浆水不得向路面排放。竣工后应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二十二条 市区建筑渣土处置必须严格管理，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向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处置计划。
运输建筑渣土、砂石的，应当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按规定的时间、线路运输，渣土应按指定的场地消纳。
第二十三条 公共厕所、单位对外的公用厕所，应为水冲式厕所，并设专人管理，做到无臭、无蝇、无澎溢。
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化粪池，再进入城市污水系统。不能进入城市污水系统的粪便，责任单位应及时清运到指定的粪便处置场。
第二十四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禁止随地吐痰、便溺，禁止乱扔果皮、烟头、纸屑、饭盒等废弃物，禁止乱倒垃圾、粪便和污水。
在本市市区内不得擅自设置机动车辆清洗点；不得擅自设置牲畜屠宰点；禁止送殡者沿途鸣放鞭炮和丢撒冥纸。
第二十五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羊、鹅、兔、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圈养，并不得影响周围环境卫生。
犬和宠物的管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从事环境卫生经营性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接受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环境卫生设施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公共厕所、公共垃圾站、清扫工班房、垃圾处置场等环境卫生设施，应纳入城市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安排，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建设，进行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集贸市场、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体育文化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对外开放的公用厕所，并有明显标志。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旧区改建、新区开发和新建、扩建城市道路中，市、县（市）规划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配置公共厕所、垃圾站、清扫工班房等环境卫生设施，所需资金应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设计方案，应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其设施竣工后，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参与验收。验收合格后6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资料移交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并协助办理土地、房屋等权证手续。
第三十条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应当保持完好整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不得擅自移动、占用、拆除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因建设需要拆除的，必须由建设单位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划行政部门不得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者，由人民政府或者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市容环境卫生工作成绩突出的；
（二）建设、维护和管理公共环境卫生设施效果显著的；
（三）同损害市容和环境卫生或者破坏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行为作斗争有功的；
（四）在市容和环境卫生科研、教育、宣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饭盒、烟头等废弃物和鸣放鞭炮或者丢撒冥纸产生纸屑影响环境卫生的；
（二）在建（构）筑物、设施和树干、电杆上涂写、刻画，以及未经批准张贴、张挂宣传品等的；
（三）在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
（四）不按规定倾倒垃圾、粪便的；
（五）不履行清扫保洁责任、清扫保洁不符合要求、不按规定清运和处理垃圾、渣土、粪便，影响环境卫生的；
（六）运输流体、散装货物撒漏飞扬污染道路，影响环境卫生的；
（七）临街建筑工地不围档施工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处5元以上2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鸣放鞭炮或者丢撒冥纸产生纸屑影响环境卫生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处5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数量超过1立方米的，按每立方米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六）项、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不符合城市市容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构）筑物、设施，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
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会同有关行政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设置机动车辆清洗点、牲畜屠宰点的；
（二）临街建（构）筑物、设施和道路两旁的棚架、遮阳（雨）布、檐篷等破损、污秽，影响市容的；
（三）设置的户外广告、霓虹灯、电子显示屏幕、标语牌、路牌、画廊、橱窗、宣传画等，残破或者内容过时未及时更换、维修、拆除的。
第三十六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恢复原状，可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侮辱、殴打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1991年1月3日公布的《长沙市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7年6月4日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徐凌云 陈文茜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 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 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 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 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 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 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3、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
4、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
5、 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7、 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