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
——浅谈公安机关的双重身份造成其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笔者曾在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公司对当地公安机关冻结其买卖货款一事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当地法院以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而为司法侦察行为为由拒绝受理。而该公司律师却坚称公安机关所实施行为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准备就此案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到底是治安行政行为呢，还是司法侦察行为？
也许很多人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公安机关不就是抓罪犯的吗，哪还有什么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之分？”其实我在学法律之前也认为与公安机关扯上关系的，也必然和犯罪扯上关系，公安机关就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其实不然，公安机关在我国具有着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既是治安行政机关，另一方面它又是刑事案件侦察机关，行使相应的司法职能。公安机关行政权和司法侦察权集于一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它所实施的行为有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分。治安行政行为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户籍管理，而司法侦察行为中的侦破案件的行为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至此也许有人会说：“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不是很好区分吗？”其实不然，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首先，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的行为主体都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即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司法侦察行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治安行政行为。这是由于其行为主体同为公安机关，因此很难从主体上去判定该行为的性质，去判定公安机关在实施该行为时的具体身份是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其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与司法侦察行为对当事人都会产生限制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影响。公安机关由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和职能的特殊性，使其行为无论是治安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都具有强制性。如治安行政行为中有行政拘留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有罚款等对财产权的影响，同样的，司法侦察行为中也有相应的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由于其行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因此很难从其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上去区分两种行为。这又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再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部分的交叉点。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可实施冠名为拘留、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行为，同样在侦察过程中也可以实施同样名称的行为。再由于公安机关对其实施的行为具有很大范围的解释权限，因此外界或当事人很难从其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去弄清公安机关相关行为的性质。即使当事人自己弄清了公安机关行为是治安行政行为或是司法侦察行为，但由于其行为本身的解释权主要掌握在公安机关的手中，因此在第三方（法院）进行仲裁时，其仲裁的天平也就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公安机关，可以说，公安机关在仲裁结果产生之前，自己已经为自己买好了保险。
最后，由于公安机关少数人员对侦察权的滥用，使得人们对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识复杂化，把该是行政行为的当作侦察行为，把真正的侦察行为当作行政行为。如在诈骗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冻结与犯罪嫌疑人有生意往来的非嫌疑对象的帐户，就是一种侦察权滥用的行为。其结果很可能是将公安机关卷入经济纠纷之中，导致由公安机关这一不具有调解经济纠纷职能的机关来调解经济纠纷，调解不成的最终结果也只会是：双方为损失赔偿而产生的该行为性质之争。
此时，也许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复杂，两种行为如此难以区分，为何不将两种行为都设定为法院管辖的范围？”其实辨明两种行为性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辨明行为性质本身，更是为了决定以后是由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还是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检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从而使问题由正确的部门去解决，由正确的部门引用正确的相关法律来解决纠纷，从而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相关法律的有用性。众所周知，行政案件是由法院进行审理，由法院去裁定其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公安机关的司法侦察行为，只能由人民检察院来裁定，人民法院是万万不能越俎代庖的。因为一方面对刑事案件进行侦察的公安机关与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的检查机关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所实施的行为是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人民检察院作为最后提起诉讼的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侦察过程中的不适当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实施司法侦察行为时约束它的法律法规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而非行政法规。因此如果用行政法规去处理该类问题，不仅会造成处理问题的不适当，更会造成刑事诉讼法等法规成了一纸空文，毫无用处。因此综上所述，区分两种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其实两种行为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这就为区分两种行为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其一，两者性质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是行使司法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其二，两者目的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公安行政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三，两者法律依据不同。公安侦察行为依据的是刑法、刑诉法及相关内部规定和司法解释；而公安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其四，两者程序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按造相应刑诉法规定办案；而公安行政行为则遵循行政法律法规的程序。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区别之中，两种行为的目的不同性、法律依据的不同性及程序的不同性对于判定公安机关行为是司法侦察行为还是治安行政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功效。当事人及法院可通过公安机关在实施行为时的目的、主观心态，其具体运用何种法律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何种程序办事来综合判明该行为的具体性质。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些审判员及学者也早已对判明两种行为性质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立案说、授权说、名义说、错误说以及犯罪说等。我个人比较欣赏犯罪说，即判明公安机关行为是侦察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关键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即为行政行为，否则则为司法侦察行为。我认为该学说优点在于：公安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会因为具体行为性质之争，妨碍正常的办案工作。而在实际实施行政行为时也有效的防止了假借办案之名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有效的制约了权利的滥用和乱用。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科学，不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最近又有人提出了本质说的观点，即从侦察的本质属性角度去划分公安的行政行为和侦察行为，只要符合侦察本质属性的即为侦察行为，否则为行政行为。这种观点对于解决公安机关行为性质之争的确具有很大功效。但我认为其过程过于繁琐，实施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正像前面所说的，对于行为性质的解释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公安机关，实施起来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
总之，对于公安机关实施的某些行为到底是治案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的争论，可以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尽管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多，有些办法在有些案件中也确实有效，但我个人认为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是否可以把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一块从其中分离出来，单独由一机关来行使。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我想也可以避免公安机关把一些刑事案件截留下来转为治安管理来处理的不合法现象的产生。当然，这一观点也许有一些盲目，有些不切实际，但也许由此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真正探寻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商号与商标：权利冲突与解决
杨玉熹
　
引言
商号，是指一个企业的字号。企业的名称中包含着商号。商号在企业名称中的作用，是彰显企业的独特性，以使企业与其他企业相区分。商标，是指产品或服务的标记。商标的作用，是以一定的外部标记来区分产品或服务。可以这样说，商号是企业的名字，而商标则是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名字。商号和商标的共同作用，都在于为客户提供识别标记，引导消费者的选择，扩大自己的市场优势，为企业管理和经营服务。
商号和商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曾戏言，即使可口可乐公司在一夜之间被大火化为灰烬，依靠可口可乐这一品牌，公司可以很快东山再起。商号与商标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商号与商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产品，表现出自己独立的价值。

　
商号与商标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名字里包含了产品的承诺”，消费者通过商标或商号认识企业。企业通过商号与商标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商号与商标是架立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没有商号与商标，消费者便难以区别市场上繁多的商品及服务，难以建立消费信赖。但是，商号与商标这两种权利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冲突。
　
一、问题的产生
　
案例：1991年，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1994年，台湾蜜雪儿开发有限公司在北京以“蜜雪儿”三字作为商标注册。1998年，台湾蜜雪儿以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名称中的“蜜雪儿”与原告商标“蜜雪儿”相同，但如何调整这一关系，法律没有规定。而且，对企业名称登记的异议也不属于法院管辖。但是，法院同时认为，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应将作为企业名称的“蜜雪儿”作为图样和标牌单独突出使用，该公司的此种使用行为构成了对台湾蜜雪儿开发有限公司得不正当竞争。美国独资企业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公司有权在产品、包装物及经营场所使用该公司名称。为此，该公司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撤销原判。

　
在“蜜雪儿”一案中，充分暴露了我国有关商号与商标法律的冲突与漏洞。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下，商标和商号分别保护，在商号领域对商标不予保护，在商标领域则对商号不予保护。但法律上的分离并不是现实中的分离，商号与商标在现实中往往是相互交叉与包容的。这样，商号与商标两权冲突的问题就出现了。上述“蜜雪儿”一案便是最好的例证。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注册在先商标被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进行了登记。
登记在先的企业名称的一部分被作为商标注册。
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使企业面临这样的风险：由于不能阻止其他企业以其商标登记为企业名称或以其商号注册为商标，因此，其经营的成果可能被他人分享，而其他企业的风险却由自己承担。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商标权和商号权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商标与商号的相似性：对商标权保护的扩展
商号是一个企业的标记，而商标则是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两者都是区别产品或服务并引导消费者识别企业的标记。一般而言，公众将企业名称与商标混同，并不加区别。从企业形象的角度看，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一个企业的识别标志。
商号与商标的相似性，指的是两者的作用相似，即在区别产品或服务上进而在对消费者的引导上作用相似。比如生产商将商号突出标示于产品、说明书、广告及宣传册、包装物以及营业场所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商号与商标已很难区分，消费者根据这些标志，同样可以区分不同企业的产品及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商号的使用，来引导消费者的选择。
商号与商标的相似性，在服务商标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服务商标并没有一个物质性的载体，它的使用负载于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商号、企业名称或其简称即其服务商标。很难想象在服务行业内，一个企业在商号、企业名称及其简称之外，又使用一个与其商号、企业名称及简称无关的商标。《尼斯协定》将服务商标分为八类，包括广告、金融、电信、运输、教育、修理、餐饮等服务。在这些领域，服务商标和商号很难区分。服务业的特性，使商号对消费者的引导作用丝毫不亚于服务商标。从服务商标的起源上看，服务商标实际上是对企业商号的商标化，是服务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标记权利，而将商标保护的领域从产品扩展到服务上。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商标与商号在现代社会，商标表现出一种扩展的趋势，商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于各种识别标记如服务标记、商号、产地标记、原产地名称等都想挤进商标的行列。商标范围的这一扩展，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就已把服务标记、商号、产地标记、原产地名称列入保护范围。商号与商标的区分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对商号与商标的统一保护。
　
（二）商号与商标的分别保护
我国法律对企业名称和商标实行分别立法和管理的制度。商标主要受《商标法》的调整，企业名称主要受《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调整。商标和企业名称是并行的制度。对商标权的保护并不括及企业名称，对企业名称的保护也不括及商标。
我国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限定了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商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这条规定，限定了商标专用权的使用范围，在另一方面，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也限定了范围。
从商标侵权的角度看，《商标法》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也是很狭窄的。《商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商标专用权：（1）未经注册商标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4）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该条规定并未将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扩及企业名称的范畴。对于该条第四项，也没有其他法律予以补充性的规定。
对商标权的保护，《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他人注册商标在先，并不是企业名称登记的禁止条件。《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一）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三）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四）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称、群众组织名称、社会团体名称及部队番号；（五）汉语拼音字母（外文名称中使用的除外）、数字；（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从这条的规定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对于使用与注册在先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文字或内容的企业名称，并未予以明确禁止。
对于企业名称的保护，在我国法律上也仅限于企业名称的范畴，并未扩及商标领域。《商标法》第八条规定，“商标不得使用下列文字、图形：（1）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勋章相同或者近似的；（2）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3）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旗帜、徽记、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4）同“红十字”、“红新月”的标志、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5）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和图形；（6）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7）带有民族歧视性的；（8）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9）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由此可见，《商标法》并未明确规定他人企业名称登记在先是商标注册的禁止条件。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只准使用一个名称，在登记主管机关辖内不得与已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
确有特殊需要的，经省级以上登记主管机关核准，企业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一个从属名称。”这条规定是对企业名称保护的正面规定，此中也没有禁止已有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注册的企业名称登记。
如一家河南省企业将其名称注册为双星鞋业公司，按照中国法律，该企业可以获得注册。该企业有权在其生产的鞋上标明双星鞋业。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不构成侵权行为，青岛双星不能获得赔偿。由此引申的是对中国商标注册与企业名称登记条块分割的质疑。条分割指商号与商标的分别保护，块分割指商标与商号的登记按级别区域进行。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弊端。
商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除了上述原因外，利益驱动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个企业如果能以知名商标登记为企业名称或将知名商号注册为商标，则节约了大量的费用，分享了后者所属企业开拓的市场。这种行为，属于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行为对市场有很大的损害，它破坏了市场中正常的竞争秩序，使整个市场走向无效益。同时，它也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公平原则。

　
三、解决两权冲突的途径
由于商号与商标的分别立法，致使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很容易导致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行为，降低市场的效率。因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保护商号与商标权、维护市场效率的必要。从现有的法律规定看，解决两权冲突有下列两种途径：
（一）驰名商标上的保护
对于商号与商标，驰名商标的规定突破了现行的分别立法体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商号领域。
对于驰名商标，世界各国均给予较一般商标权为优的保护。在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中，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进行了规定。该规定第十条规定，“自驰名商标认定之日起，他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一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核准；
已经登记的，驰名商标注册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管理机关撤销。”根据该条的规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可以扩及企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