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

人事部等


人事部、劳动部、公安部关于解决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流动期间工作安置等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科技干部局、劳动厅（局）、公安厅（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报告的通知》（国发〔1985〕88号）中规定，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其配偶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可以随本人流动，配偶由设站单位按借调人员安排适当工作。这个规定是我国博士后制度的一项重要的政策
，几年来为促进人才流动，推动博士后事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人事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发展，利用借调工作方式解决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流动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为了适应我国人才市场的建立及人员流动变化情况，进一步妥善解决博士后研究
人员配偶流动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如其配偶申请随其流动，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可在人事部专家司或博士后管理工作改革试点省市（目前有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广东六省市）人事厅（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流动证明》（式样附后）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开具的
介绍信，到其所在工作单位办理借调工作或停薪留职手续，各有关部门、单位均应积极支持和协助。如所在单位对办理借调工作或停薪留职手续确有困难，应允许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将其人事档案关系转至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或根据劳动合同管理的有关规定，在解除劳动关系后，按《企
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将档案转至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人事、组织）部门。如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系现役军人，可按国务院军转办公室、公安部、人事部、总政治部〔1993〕政联字第4号文件的规定，报经总政治部批准，将其借调到设站单位所在地驻军单位工作。
二、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可在设站单位所在地申报暂住户口、办理暂住证，待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出站分配工作后，依照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随其办理常住户口落户手续。
各设站单位应积极地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配偶安排临时工作，如果在本单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位置，可推荐他们或由他们自己应聘到其它单位工作。
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凭人事部专家司或博士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市人事厅（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流动证明》和公安部门开具的暂住证，在寻找和应聘工作时享受当地居民的同等权利。博士后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为他们介绍工作或用人单位在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时，可
向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原工作单位或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或街道的劳动（人事、组织）部门了解其本人情况，必要时可调档了解情况。
三、如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以借调工作或停薪留职方式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在此期间的职称、调资、医疗等由原工作单位按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负责办理，需由双方协商解决的，由双方协商确定；如将人事档案关系转至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其在此期间的职称、调资等，则由人才交
流中心按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办理。
四、各设站单位在接到博士后研究人员入站申请时，应与申请者本人协商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的安置问题，并明确具体的解决办法。
各设站单位在安置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工作时，如有经费困难，可从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经费中每月提取不超过200元，作为安置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工作的补贴；如果设站单位没有条件安置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的工作，或其配偶（属大中专学生、研究生、出国人员除外）由于某种
原因不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设站单位可将上述每月不超过200元用作安置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工作的补贴，酌情发给该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配偶，作为对他们的生活补贴。附件：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流动证明（本刊 略）



1994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