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1987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结合劳改检察工作实践，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职权任务和工作原则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的职权是：
（一）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对于劳动改造机关（含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管教所、拘役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三）对于直接受理的劳改工作干警、担负看押任务的武警（以下简称武警）的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四）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满强制留场（厂）就业人员的犯罪案件和劳动改造机关侦查的罪犯又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劳动改造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劳改检察分工受理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检察劳动改造机关执行有关法律、政策的情况，纠正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保障国家法律、政策的正确实施；检察罪犯接受改造的情况，打击罪犯的又犯罪活动，维护监管改造秩序，保障惩罚和改造罪犯工作的顺利进行；正确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申诉和控告，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通过检察活动，对罪犯进行法制宣传和认罪服法的教育；促进文明管理，提高改造质量。
第三条 在劳改检察中，贯彻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劳动改造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独立行使检察权。
劳改检察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注重效果。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一节 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四条 检察收押罪犯是否合法。
（一）收押罪犯有无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罪犯结案登记表；
（二）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拘役所收押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是否转送少年管教所；少年犯年满18周岁后，余刑2年以上的是否转送监狱或劳动改造管教队；
（三）除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外，是否还收押患有严重疾病、精神病的罪犯；是否收押有怀孕及哺乳自已婴儿的女犯。
第五条 检察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批准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的罪犯，是否依法正确执行。
（一）交付执行时法律手续是否合法、完备，是否已通知执行单位；
（二）监督考察组织是否健全，措施是否落实；
（三）对监外执行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提出纠正；对监外执行条件已消失或表现不好的，应当建议收监执行；
（四）执行机关在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期满后，是否按时宣布解除管制和恢复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的罪犯考验期限已满后，原判刑罚是否不再执行；监外执行的罪犯刑期届满时，是否按时办理释放手续。
第六条 检察执行机关对于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是否依法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或假释；检察公安机关对于宣告缓刑的罪犯，在考验期间确有突出的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是否依法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同时相应地缩减其缓刑考验期限；发现减刑、假释的裁定确有错误，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对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应予减刑的，2年期满后，是否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是否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执行死刑。
第八条 检察对监内服刑罪犯已判决、核准执行死刑的，是否依法交付执行死刑。
第九条 监所检察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和人民法院对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核准交付执行死刑时，应当派员临场监督。
（一）有无核准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二）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是否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是否执行不示众规定；尸体处理是否符合规定；执行死刑后是否通知罪犯家属；
（三）在执行时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发生罪犯喊冤、要求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者怀孕的，应当建议停止执行。
对监场监督执行死刑的情况，检察人员应当制作笔录存档。
第十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对服刑期满的罪犯和其他依法应予释放的人员，是否按期予以释放，并开具释放证明书。
第十一条 对劳动改造机关在执行刑罚中，认为判决有错误转请人民检察院处理的案件，应当受理，经审查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第二节 对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十二条 检察劳动改造机关在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中，执行法律和劳改工作方针、政策的情况。
第十三条 检察对反革命犯与普通刑事犯、男犯与女犯、同案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罪犯，是否实行分管分押；外籍犯是否单独关钾。
第十四条 检察提审、押解、罪犯接见和罪犯通讯是否符合规定，监管措施是否安全严密。
（一）提审、押解罪犯是否安全；罪犯接见、通讯是否符合规定；
（二）监房周围的警戒设施是否业密有效，监内有无危及安全的危险物品；
（三）生活、学习和劳动现场，有无干警管理或武装警戒；
（四）使用罪犯从事零星分散劳动是否符合规定；
（五）对严管罪犯的监管措施是否安全；
（六）对脱逃的罪犯是否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追捕，捕回后是否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有无用罪犯代行干警职权，或纵容、唆使罪犯为非作歹、造成“牢头”、“狱霸”逞凶作恶违法犯罪的情况。
第十六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武警，对罪犯警戒、使用武器、戒具和关禁闭是否符合规定，对关禁闭不当，违法击毙、击伤或违法使用戒具造成伤亡的情况，要及时检察，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检察对罪犯是否按规定进行政治思想、法制、监规、文化技术和出入监等教育。
第十八条 检察有无对罪犯实行超体力劳动，生产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第十九条 检察罪犯的伙食标准、监舍条件和医疗卫生，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第二十条 检察劳改工作干警、武警有无对罪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的行为；有无克扣囚粮、囚款或者贪污行为；有无对罪犯及其家属进行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泄露机密和私放罪犯的行为；有无阻挠、扣押、擅自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申诉和控告以及报复陷害申诉人或控告人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检察劳动改造场所罪犯组织反革命集团、行凶、越狱、暴动、哄监闹事，以及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重大疫情和非正常死亡等情况，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并协助主管部门妥善处理。
第二十二条 检察对罪犯刑满后强制留场（厂）就业，是否符合规定，政治、经济待遇是否符合法律、政策规定。
第三节 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受理下列案件：
（一）发现在押罪犯在判决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
（二）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
（三） 强制留场（厂）就业人员的犯罪案件；
（四）直接受理侦查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劳动改造机关干警和武警在监管场所内发生和发现的犯罪案件。
第二十四条 办理上述案件，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受理的案件，属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由派出的人民检察院或当地县（区）人民检察院，向当地县（区）人民法院起诉；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应当由当地检察分院或市（州）人民检察院，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检察院驻场（厂）检察组办理的案件，应当经当地县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后，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对于罪犯脱逃后又犯罪的案件，如果是劳动改造机关捕回后发现的，按照本细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管辖程序办理；如果所犯新罪是在作案地发现的，由作案地有关部门办理。
第二十七条 办理罪犯服刑期间又犯罪案件过程中，遇到被告人原判刑已满，应当向本人宣布刑期已满按期释放。如果所犯新罪的主要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依照法律规定，可在释放的同时予以逮捕。案件正在侦查阶段的，由劳动改造机关经过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正在审查起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正在审判或在上诉期间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逮捕。
第二十八条 发现在押罪犯在判决时没有发现的罪行应当处以刑罚的案件，是罪犯所在的劳动改造单位发现的，按照本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如果在罪犯犯罪所在地发现的，由当地人民检察院受理。
第四节 对申诉和控告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受理罪犯及其家属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申诉和控告：
（一）向人民法院申诉被依法驳回，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
（二）不服法院对监所检察部门办理起诉的犯罪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的申诉；
（三）对劳动改造机关工作干警和武警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控告；
（四）申诉、控告受到阻力，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办理的；
（五）上级检察院和本院检察长交办的。
对以上申诉和控告，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应当自行查办，或者邀请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确属冤错的案件，应当提请人民法院予以改判或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改判后应监督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如冤错案件是因原办案人员违法乱纪或由他人诬告造成的，确已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经审查确属无理申诉的，应当依法驳回，并配合劳动改造机关教育罪犯认罪服法，接受改造。对控告违法属实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法提出纠正。对控告不实的，如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工作制度和方法
第三十条 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劳动改造机关以及武警部队的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制度，通报情况，变换意见，及时研究解决监管改造中存在的问题。重大问题，可联合调查。
第三十一条 进行劳改检察时，可以听取情况介绍，调阅有关文件和档案材料，召开座谈会、调查会、个别谈话，讯问犯人，察看警戒、监管设施和生产、生活场所等。
第三十二条 检察中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查明事实，弄清原因，分别情况，依法处理；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可以口头提出纠正；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应当书面提出纠正，并要求告知纠正结果；遇有多次提出纠正仍不改正的情况，应当向上级检察院报告，上级检察院要支持下级检察院的工作，直至使问题得到解决；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检察发现劳动改造机关监管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应当提出检察建议。对于实行文明管理，提高改造质量的先进经验，可以协助有关单位进行总结推广。
第三十四条 对于劳动改造场所发生的下列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组织越狱、动狱、组织反革命集团、大规模械斗、聚众哄监闹事、集体绝食的；
（二）行凶杀人、放火、投毒、报复伤害干警，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法击毙、击伤罪犯，打死、打残罪犯和私放罪犯；
（四）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生产事故；
（五）重大疫情和流行性传染病；
（六）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第三十五条 劳改检察工作应当推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奖惩制度，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以保障切实履行职责。

第四章 机构设置
第三十六条 担负劳改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监所检察处、科内配备相应数量的干部负责此项工作。
第三十七条 省、治自区、直辖市、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大型劳改单位呀劳改单位集中的地区、设立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
派出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县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由领导它的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十八条 劳动改造场所不够设立派出人民检察院条件的，由担负劳改检察任务的分、州（市）、县（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组，派驻检察组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领导，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十九条 派出检察院和派驻检察组应设在劳动改造机关区域内。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已收悉，经我庭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本案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起由古玉金、刘建军、赵明策划并实施的诈骗案，但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宝鸡五金公司与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所谓合同关系；二是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它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该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因此，对于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可由法院分案审理。对于古玉金、刘建军等人的诈骗活动，公安机关早已立案侦查，并下令通缉，不存在移送经济犯罪问题。
二、工商行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将取款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背书上却为“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盖章的汇票错误解付，转入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古玉金帐户；违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规定，为古玉金、刘建军等开立帐户，违反现金管理规定，让古玉金、刘建军提取12．5万元的现金，也要承担过错责任。
托县工商行违反规定，将20万元购货款转入储蓄所个人存折，被刘建军、赵明提取现金潜逃，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宝鸡市五金公司业务员将汇票转给古玉金，违反了汇票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宝鸡市五金公司应承担一定经济责任。
四、上列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由你们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

（1990年2月19日）

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与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在适用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上认识不尽一致，几种处理意见都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但又觉得拿不准。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一案件，并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案例，现将该案基本情况和我们的意见请示报告如下：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北街办事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五金公司）。
1988年2月，河北省饶阳县农民古玉金流窜来呼和浩特市，伪造“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印章和介绍信等证件，冒充该站业务员，通过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主任闫培林在该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02”。另有两个身份不明自称刘建军、赵明的人，也在呼和浩特市伪造“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印章和介绍信，冒充该商场的业务员，在东街分理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19”。古、刘、赵开立帐户后以经商为名，伺机诈骗。
1988年8月上、中旬，古玉金向陕西省宝鸡市机床厂供运科业务员李林召两次打电话，谎称他搞到200台18寸彩电，问李要不要。并称票已开出，每台2050元，供方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每台加250元信息费，古玉金每台加50元信息费，每台价2350元，合计47万元。如果要货，8月22日前带款来呼市。李林召即与宝鸡市金台物资供应站联系，该站同意要这批货，商定由李林召先到呼市落实货源，如确有货，再派业务员申琦携款前往呼市。事成后由金台物资供应站给李林召信息费2000元。
李林召于8月20日来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古向李出示了伪造的呼市五金公司的提货单和发票。并与所谓供方“业务员”刘建军见面，刘说这批彩电是他通过呼市五金公司财务科长办成的，货款已付给了五金公司。如果要货，必须在8月27日将款汇入他的帐上，否则就让给别人了。
李林召接连向金台物资供应站发了两封电报，要申琦务于8月25日带款来呼市。金台物资供应站收到电报后因货款困难，又和宝鸡五金公司联系，该公司同意要这批货，事成后由该公司付给金台物资供应站信息费6000元。还商定由宝鸡五金公司业务员张锃与申琦一起到呼市办理，并嘱咐张锃必须坚持“一手钱，一手货，现货交易”。
张锃持中国工商银行宝鸡市渭滨办事处开具的一张47万元的汇票（汇款单位为宝鸡五金公司，收款单位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帐号填为“91279019”，汇入银行系呼和浩特大北街办事处）。与申琦一起于8月25日来到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刘建军、李林召等人。刘建军再次向张、申2人出示了伪造的提货单和发票，在商量进款提货问题时，刘建军要求款先入他的帐，9月10日提货，张锃坚持“一手交款，一手交货”。此时另一帮忙搞彩电的李杰提出款先入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户，由古玉金、李林召、李杰作担保，等9月9日再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9月10日在呼市电视机厂提货。张锃同意先将款转入古的帐上，并就此签订了一份协议：供方刘建军、需方张锃、担保人古玉金、李杰、李林召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后张锃不放心，于8月27日亲自到呼市五金公司，询问是否卖给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200台彩电，该公司明确答复：“没有这回事”，认为刘建军的提货单和发票是伪造的，要求张锃协助将假提货单弄到手，把刘建军等人抓起来，张锃表示愿意配合。次日张锃又给呼市电视机厂销售科打电话，询问该厂是否卖给呼市五金公司200台彩电，该厂答复没有此事。张锃将此情况告诉了李林召、申琦等人，并表示他不能不见货将汇票交出。李林召等人又谎称，这批货是刘建军通过呼市五金公司私人从电视机厂搞出来的，绝对有货，并埋怨张锃说“陕西人作不成买卖”，张锃是“木头人”等，几人争执不止，张锃将所签协议撕毁，表示不作这笔生意了。
8月28日至29日，张锃先后两次给宝鸡五金公司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回家。公司领导先让“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后又答复说：“买卖实在作不成就回来。”张锃、申琦、李林召又达成一份次日回家、费用自负的协议，3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李杰得知后发火说：“你们都回家费用自负，我没有单位包车费谁负责”。并把张锃、申琦等人堵在屋里，向张锃强要了出租汽车费420元。此时古玉金装作同情张锃，骂李杰“太不象人”，“敲人竹杠子”。申琦、李林召也骂李杰不够意思。张锃提出与古玉金、李林召、申琦喝酒。在喝酒中，张锃对古玉金说：“古大哥，我信得过你，若把款放在你的帐上，我信得过。”古玉金、李林召马上赞同，一再表示款放在古玉金的帐上不会出问题，古玉金表示愿将自己的印章交给张锃保管，以示自己在张锃的款进入他的帐户后不能办取款手续。张锃、李林召将刚签好的回家协议烧掉，表示买卖继续要作
，并由李林召草拟了第3份协议。该协议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为供方，以宝鸡五金公司为需方，购销天鹅牌彩电200台，单价2300元，总价46万元。协议规定：“在1988年9月1日付给供方转帐支票一份（已填好9月12日为有效的总价41万元“信息费另付”转帐支票一份），供方协助需方于1988年9月8、10、12日前提出200台彩电交给需方。如在9月12日18点供方未将彩电交给需方，需方声明已填好的金额41万元转帐支票作废。”李林召将协议拟出后交给张锃、申琦作了修改。张锃作为需方代表签了字，古玉金、李林召、申琦作为联系担保人签了字。8月30日该四人找到了刘建军，刘以供方代表的名义在协议上签了字。
8月31日，张锃与古玉金到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转款手续，张称不知手续该怎么办，古玉金说他有熟人，就将汇票交给古玉金办理。按银行结算制度规定，汇票背书应盖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即“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公章，款只能转入该单位的帐户。但古玉金、张锃为了把款转入古玉金的帐户内，就在汇票背面盖了“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公章，填写送款簿时把收款单位填为“留楚购销站”，帐号也填为古玉金的帐号“912719002”。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解付手续时，本应发现汇票背面所盖的公章与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不是一家，送款簿上填的收款单位、帐号与汇票上记名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不符，本应拒绝解付，但由于该办事处营业员马慧玲工作上的失职、疏忽，漏审了收款单位和帐号，将款错付在古玉金的帐上。
9月1日，张锃、古玉金、申琦、李林召按第三份协议，从古玉金帐上开出一张9月12日才能进款41万元的转帐支票交给了刘建军。张锃、申琦、李林召等待8日提货。9月4日古玉金用出租汽车带张锃、申琦、李林召到呼郊昭君墓游玩，9月5日、6日又带张锃等人到草原风景区昭河游玩。
呼市大北街办事处于9月2日以交换的方式将47万元汇票划给了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9月3日正式进入古玉金帐内，当天古玉金将转帐支票上的转款日期由“9月12日”改为“9月2日”，在涂改处盖了古的个人印章，将41万元款转入了“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刘建军的帐内，古、刘2人通过银行闫培林以“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当天就提出现金10万元；古又从自己帐上所剩的6万元中提出现金25000元。9月7日刘建军、赵明2人通过闫培林以“收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向托县工商银行开出一张20万元的汇票，闫培林以分理处的名义向托县工商行出具了“此款无误”的证明。刘、赵2人通过关系找到了曾在托县银行工作过的干部孙永才和托县工商银行干部史剑波，经孙、史2人周旋将20万元汇票从托县建设银行转在托县工商银行，又转在史剑波个人存折内，全部提成现金交给刘、赵2人。刘、赵向孙永才行贿12000元，向史剑波行贿1500元，于当日携款逃跑；古玉金也于当日携款逃跑。
李林召于9月7日接到电报回了宝鸡。9月9日张、申2人发现款已被骗，即到呼市公安局报案。呼市公安局当即查封了古玉金、刘建军的帐户。将古玉金帐上的30850元，刘建军帐上的110200元，计141050元，追缴回14万元退给宝鸡五金公司，其余33万元被古、刘等人骗走。
经呼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证实，古玉金系河北省饶阳县耿村农民，自1988年春节出门再未回家。古曾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租过一间房子卖过猪肉，但不是该站的职工，该食品站从未在呼市开立银行帐户。经向山西大同矿务局调查，该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或商店”。刘建军、赵明2人的身份住址至今不清。公安机关立案后，曾收审了闫培林、孙永才、史剑波，孙、史将收受的贿赂款交回了公安机关。现3人均被取保候审，对古玉金、刘建军、赵明已下通缉令缉捕。
二、第一审判决结果
宝鸡五金公司向呼市公安局报案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未能抓获罪犯，遂于1988年12月20日以呼市大北街办事处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将本来汇给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47万元错付给了河北省饶阳县留楚食品购销站，以致被骗，请求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返还错付货款赔偿全部损失为由诉至呼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全国联行往来制度，原告将款汇入被告方后，就使双方产生了关于银行票据结算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方本应严格审核汇票，发现不符合解付手续就不应解付。而被告方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对汇票进行了错误的解付，造成了原告方的资金损失，应负全部责任。按照银行结算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办理结算因错付或者被冒领的，应及时查处，如造成客户资金损失，要负责赔偿”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赔偿宝鸡五金公司355575．30元（包括利息）。
三、第二审对该案的处理意见
第一审宣判后大北街办事处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经我院多次讨论，意见如下：第一种意见，合议庭和审委会多数同志认为，本案是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第一审分案审理的法律依据不足，第二审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主要理由有3点：（一）通观全部案情事实，本案的性质属于诈骗犯罪。是古、刘、赵等人伪造印章证件，冒充企业业务人员、开立假帐户，贿赂银行工作人员，骗取现金325000元。他们的犯罪行为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并起了支配作用。银行票据结算只是诈骗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离开全案孤立地看待其中的这一段。因为本案的结算关系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产生的，中途改变收款单位也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进行的，而且是由罪犯古玉金直接办理的转款结算手续，结算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将款骗走，所以说票据结算与诈骗犯罪是分不开的。（二）两院一部法（研）发（1987）7号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并指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事实的应及时移送，是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是一般作法；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分案审理的是属于特殊情形。本案有严重的经济犯罪事实，又没有必须分案审理的特殊情况，第一审立案的法律依据不足，应按照“及时移送”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的规定，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三）由于古玉金、刘建军、赵明3名主犯均未抓获归案，有的案情事实还不够清楚，大北街银行办事处、宝鸡方以及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的过错责任不好确认。如汇票究竟是怎样解付的，这一关键事实现在还不够清楚。张锃说：“当时我喝了啤酒，在银行凳子上坐着，由古玉金具体办理手续”。古究竟通过谁怎么办的手续张锃说不清楚。马慧玲对汇票是否是她解付的也含含糊糊，只是说：“如果要是我解付的这张汇票，也是在我最忙的时间，当时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了。”古玉金在逃，无法进行核对。又如大北街办事处认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与“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是一码事，他们虽开始将款错付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上，但有41万元款最终还是进了宝鸡五金公司原来要汇入的单位即“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上了，而宝鸡五金公司则坚持“商场”与“商店”是两个单位，古玉金先给他们联系的是“商店”，后因商店的人回家了，又联系的“商场”，所以根本不存在41万元款进入他们本来要汇入的单位。那么“商场”与“商店”究竟是一个单位还是两个单位，因古、刘在逃核对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作出实体处理，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一旦犯罪分子抓获后所供情况与我们现在认定的事实不符，就会被动。为了稳妥、慎重地处理好本案，还是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先通过缉拿罪犯、追缴赃款，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解决受害方损失，经过这些工作仍不能补偿损失，还需分案审理时，在搞清全案事实的基础上再继续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为宜。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有诈骗犯罪的事实，但大北街办事处的责任是清楚的，认为分案审理是可以的。至于过错，大北街办事处和宝鸡五金公司都有过错，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也有过错，应追加为第三人，由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1．本案存在着刑事犯罪和票据结算两种关系，属于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属于票据结算则可以由法院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这样既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处理，又不影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2．如果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何时能将罪犯捉拿归案，遥遥无期，这样就会使案件石沉大海、银行贷款利息越积越多，宝鸡五金公司的损失继续增大，对于发展经济不利。3．大北街办事处处于结算关系的中心地位，在关键时刻发生错付，应负主要责任；宝鸡五金公司上当受骗执迷不悟，在经营活动中有严重失误，也应负相应责任；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和现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给犯罪分子开立假帐户，提取巨额现金，致使诈骗犯罪最终得逞，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设想按照5∶3∶2的比例，由大北街办事处、宝鸡五金公司、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三方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既了结了案件，又使各方对自己的失误交了“学费”，起了惩戒作用。
第三种意见是维持第一审判决，主要理由是：1．本案的经济纠纷部分可以分案审理，理由如前所述。2．宝鸡五金公司的过错被大北街办事处的过错所“冲销”，大北街办事处在结算的关键时刻未把住关，发生错付，是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故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以上三种意见中，我院倾向第一种处理意见，特予请示，并望尽快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