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３号）


　　现发布《黑龙江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黑龙江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加强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以下简称技防产品）的生产、销售、维修、安装、使用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以下简称技防工程）的设计、施工、使用，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是指运用科学技术手段预防和制止盗窃、抢劫、破坏、侵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的活动。
　　技防产品包括安全检查、防盗报警、出入口防护及控制、电视防范监控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产品。　
　　技防工程是指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技防产品组成的安全防范系统。


　　第四条　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工作应坚持谁主管谁负责，技术监督和防范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规定。
　　技术监督、建设、科学技术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下列部门、场所及部位必须采取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
　　（一）武器、弹药和民用爆炸器材库房；
　　（二）存放机密级以上文件、档案、图纸、资料的部位；
　　（三）储存易燃、易爆、剧毒、致病菌毒品、管制药品和放射性物质的仓库、场所；
　　（四）各类重要物资储备仓库和存放高档商品、重要生产资料的场所；　　
　　（五）黄金、珠宝生产基地及其储存场所；
　　（六）博物馆、文物店及陈列、收藏重要文物、珍宝的场所；
　　（七）金融机构所属金库及营业场所；
　　（八）单位的财务室和集中存放现金、票证、贵重物品的部位，重要仪器设备存放或安装部位；
　　（九）城镇居民区和农村需采取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的部位或场所；
　　（十）公安机关依据有关规定确定应当采取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的其他重点部位。


　　第七条　下列部门、场所必须安装安全检查技术装置：
　　（一）机场，主要港口和车站；
　　（二）有安全检查责任的重要单位、要害部位及场所。


　　第八条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部门应将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建设纳入规划和设计规范。
　　凡规定安装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单位和场所，在新建、改建、扩建的基建总体任务书中，应规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及其经费预算。


　　第九条　技防产品、技防工程的使用单位，应制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安装、使用、保养、维修和更新制度，建立健全值班备勤制度和严密的警讯紧急处置预案，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不断完善安全防范体系。


　　第十条　安装的防范报警设施应与本单位保卫部门联网，有条件的应与当地公安机关或上级保卫部门联网，逐步形成多级报警网络，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一条　单位的安全技术防范工作应在公安机关指导下，由本单位领导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保卫部门组织实施。
　　城镇居民区的安全技术防范工作应在公安机关业务指导下，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并组织实施。
　　农村的安全技术防范工作应在公安机关业务指导下，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凡从事技防产品的生产、销售、维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严格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维修后达不到标准要求的禁止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的新产品，应由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按有关规定组织鉴定定型。
　　采用无线传输信道的技防产品，应经无线电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凡国家实行生产（制造）许可证制度、认证制度和省内实行准产证制度的技防产品，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技防工程所需器材，应选用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属于国家实行工业产品生产（制造）许可证制度、认证制度和省内实行准产证制度的产品，则必须选用获证产品。


　　第十六条　技防工程的立项、招标、委托、设计、方案论证、审批、施工、验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ＧＡ／Ｔ７５－９４《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的规定执行。
　　采用无线传输信道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设置，应经无线电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工程正式验收合格后，应向公安机关提交一式二份正规技术资料，由公安机关统一编号存档并报上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凡拟交外商承接的技防工程，必须经省公安厅批准后，方可施工并报公安部备案。
　　凡国家重点工程和涉及国家文物、国家秘密的技防工程，不得交外商承接。


　　第十九条　技防产品的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单位，技防工程的设计、施工、使用单位，应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将知密人员限制在最小范围，并注册存档。


　　第二十条　新闻单位未征得公安机关同意，不得对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涉密事项进行公开报道。
　　凡属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范畴的有关广告宣传，未经公安机关审核同意，有关广告审批部门及广告经营者应拒绝批准和受理。


　　第二十一条　在工作中做出下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严格落实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成绩显著的；
　　（二）充分运用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抓获犯罪分子的；
　　（三）技防产品质量达到国家先进水平的；
　　（四）技防工程质量可靠，功能完善，发挥作用明显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其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合格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或由公安机关按规定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单位５千元至１万元罚款，并对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二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一）生产、销售和进口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技防产品或产品维修后达不到标准要求而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维修技防产品和承接技防工程的；
　　（三）未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取证手续而生产技防产品的；
　　（四）技防工程所需器材不符合标准要求或未选用获证产品的；
　　（五）技防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交付使用的；
　　（六）不按规定采取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措施的；
　　（七）未经批准，擅自将技防工程交与外商承接的；
　　（八）将国家重点工程和涉及国家文物、国家秘密的技防工程交与外商承接的；
　　（九）技防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擅自投入使用的；
　　（十）玩忽职守，未按规定使用、维护，致使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带病运行或停止运行，而又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
　　（十一）阻碍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正常运转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及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秘密的，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故意毁坏、盗窃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造成公共财物损毁或人身伤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罚没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省人民政府批准，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省公安厅发布的《黑龙江省加强技术防范设施建设规定》同时废止。

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王仁高
（莱阳农学院院长办公室，山东莱阳，265200）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键词 ：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 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 ，这与资本主义 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 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规律 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 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治。
再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治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强制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赋予法律以权威的外在形式，其实施只能是针对少数不法分子。如果我们硬性地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构建社会法律秩序，即使社会可能形成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也是与社会缺乏内在亲和性的，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主动采取有效行动，去促进人们间的相互合作。这样的社会秩序是僵死的，非人性的，容易成为“法律专制”或“法律独裁”滋生的温床。
4、我国市民社会培育的含义和内容
市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国家是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它是以中世纪的城市关民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逐步地发育成熟的，这一过程经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与法治。同样，在我国，如果没有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以自冶、自律为组织原则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就不会有现代法冶的出现。
然而，我国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公共权力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由此使中国社会个体的生存完全依附于公共权力，缺乏主体性，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陷于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发育不良，对现代法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对权力的过分依附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创造了条件，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和监督力量，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第二，社会自身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和体系，社会个体的意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导致私法不兴而公法发达。第三，对权力的崇拜，导致对法律的漠视。第四，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增强，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这些负面影响正在减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市民社会对现代法治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民 社会培育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的过程。我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我国经济竞争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法治化的角度，国家有意识地对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行催化和培育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催化和培育并不是越俎代庖，人为地建立一些组织强加给社会，而是要从现有社会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民间组织中选育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社会自组织的萌芽，对其进行保护和鼓励，帮助它迅速地发展壮大。比如,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就是农民培育民主、法治观念的组织形式。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承包经营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承包合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就使村委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性质在削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在加强。国家应该积极促进这种转化，使农民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组织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屏障，同时，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反映自己的意志，把国家法律变成村规民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真正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一定会引导农民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其它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委员会都是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群众性组织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产供销合作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都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而不应成为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或附属机构。


注释：
①②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8-89页、130-131页、132页、132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6页、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