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绑架罪在客观形态上与非法拘禁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中的相关证据来准确认定绑架罪，全面完整地把握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避免客观归罪。


　　绑架罪是刑法中典型的重罪，起刑点较高。在《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增设“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前，犯绑架罪起刑点即为十年有期徒刑，远远超出传统的重罪故意杀人罪，后者起刑点为三年有期徒刑。即便《刑法修正案（七）》适当降低了绑架罪的起点刑，其刑罚之重还是明显超出其他相关重罪名。绑架罪刑罚之重还体现为法定情形下死刑适用的唯一性，即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照刑法分则其他重罪的刑罚配置，最严一档的法定刑基本表述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鲜有类似于绑架罪死刑的配置情形。考虑到绑架罪刑罚严苛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当慎之又慎，特别是在区别绑架罪与相似罪名时，必须精准把握犯罪行为的实质，避免“轻”罪名不当“重”罪名化，反之亦然。


一、“撕票”型绑架犯罪的罪数认定问题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出于勒索钱财的目的而劫持他人为人质，在残忍杀害被绑架人之后，再行向被害人亲属索要赎金，此即为“撕票”型绑架罪。此情形中，由于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故意杀人与勒索钱财两个阶段的行为，因而是将其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论处，还是仅认定为绑架罪一罪，实践中有不同观点。以李某某绑架杀人案为例。被告人李某某因经济拮据而起意绑架房东金某某，并决定将其杀害后再向其家属勒索钱财。李某某将金骗至某出租屋内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刀将被害人刺死。随后，李某某通过书写恐吓信及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以杀害被害人相威胁，向金某某的家属勒索赎金。⑴综合全案，笔者认为对被告人李某某的犯罪行为应以绑架罪一罪论处为妥，类似此类先“撕票”后索财或先索财后“撕票”的绑架犯罪均应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评价宜以完整性优先。
　　在特定犯罪目的概括指引下实施的不同阶段的犯罪行为，虽然客观上彼此相对独立，但均服从和服务于行为人预先确定的犯罪目的，以一罪论处更好地兼顾到客观行为与主观犯意的有机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抢劫杀人的相关司法解释亦强调抢劫目的与杀人行为的内在逻辑联系，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循此理，在绑架杀人的场合，要看行为人杀人行为与绑架行为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行为人是为了达到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杀害被绑架人的，其杀人行为可视为绑架犯罪的方法行为，服务于勒索财物的犯罪目的。如果行为人并无绑架勒索钱财的犯罪预谋，因其他原因杀害被害人后，再临时起意勒索被害人亲属钱财的，其杀人行为与勒索财物的行为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此时应评价为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两罪。结合该案，将被告人李某某的犯罪行为评价为绑架罪一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较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完整性评价原则。绑架罪作为一种复合行为的罪名，包含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犯罪行为。例如，在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罪中，绑架罪一罪中就同时包括绑架和敲诈勒索两种犯罪行为；在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绑架罪中，绑架罪一罪中就同时包括过失致人死亡和绑架两种犯罪行为或故意杀人和绑架两种犯罪行为。所以，在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犯罪中，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完全符合绑架罪复合行为的整体特征，评价为绑架罪一罪，充分满足了刑法关于绑架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第二，绑架杀人并无先后顺序的要求。
　　在刑法绑架罪的语境中，并无对勒索行为与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先后顺序要求，也即无论是先勒索再“撕票”，还是先“撕票”再勒索，并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对于“撕票”型绑架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在控制被绑架人一段时间后再杀害被绑架人，只要行为人为勒索赎金而选定绑架对象，并以强力控制了人质的人身自由，即视为已实施绑架犯罪。事实上，犯罪分子出于隐蔽犯罪的考虑，倾向于先行杀害人质，再勒索赎金。2009年一段时期，在深圳发生的多起绑架幼童案件均表现出这一作案手段，既有先绑架再调查掌握幼童家境的，也有先调查家庭情况再实施绑架的，但大都残忍实施了“撕票”行为，这些案件均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绑架罪。该案被告人李某某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产生了勒索财物的意图，为了方便实施绑架犯罪，达到索要赎金的目的，采取了先“撕票”再索要赎金的犯罪形式，是一起典型的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撕票”型绑架犯罪。


二、“索债型”控制他人人身行为的认定问题

　　刑法中的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上或多或少表现为采用一定的强制力非法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学理上通常将非法拘禁罪解释为不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将绑架罪解释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劫持他人为人质，以此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目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很难简单地凭借客观行为强制力的大小来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为了达到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拘禁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强制性，因而客观上易与同样具有强制性的绑架犯罪相混淆。但两罪刑罚悬殊，绑架罪是典型的重罪，非法拘禁罪是轻罪。生活经验的常识告诉我们，重视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所谓债务纠纷，有助于帮助准确定罪。绑架犯罪自古有之，多指那些以绑架为手段勒索钱财的绑匪，而因为生活、经营乃至情感等普通纠纷引发的索要债务型的非法拘禁罪，其犯罪的危害程度显然不能与绑架罪同日而语。如果不注意区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原因，难免会将某些非法拘禁性质的行为拔高认定为绑架犯罪。
　　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30日通过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肯定了“人质型”非法拘禁罪，即行为人基于某种目的，非法将被害人扣押作为人质，剥夺其人身自由，并胁迫被害人实施一定行为以满足其要求的一种犯罪。其构成特征在于：主观目的是出于解决某种民事纠纷，如经济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所谓“人质”应是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或亲友，与犯罪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特定，大多有利害关系或经济往来甚至熟识：非法拘禁“人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双方既存的民事纠纷，而不是重大的不法要求。⑵那么对于既不是合法债务又难以归入非法债务的情感之债，又该如何判断呢？当碰到这样的案件，被告人以补偿情感损失为由使用强制手段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并向其索要钱财时，我们该如何恰当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例如，某女与某男相处多年，虽无夫妻名分，但为其多次怀孕，后被抛弃。某女难解心中怨恨，雇请多人“绑架”某男，索要青春损失费，后案破，某男身体无恙。⑶对于该案，如果简单套用绑架罪的犯罪构成似乎没有疑问，为勒索他人财物而绑架的，似乎正是典型的绑架罪。但是如此处理实为不妥，这种犯罪与我们通常理解认识的绑架犯罪存在显著差异，已然超出了绑架罪所能辐射的范围。无论是合法之债还是非法之债，体现在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中，都表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纷争，情感之债介于合法之债与非法之债之间，既然索要非法之债都可以成为非法拘禁罪的动机，那么索要情感之债亦应当可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动机。再结合被告人一方客观行为的强度，被害人人身并未受到明最伤害，以及被害人认可支付被告人“分手补偿费”且谅解其犯罪等多方因素，将全案评价为非法拘禁罪这一轻罪，不仅满足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能够实现罪刑均衡。
　　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把握好“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边界，即索要的所谓债务远远超出实际债务的范围时，有可能由非法拘禁罪转化为绑架罪。被告人孟铁保在与他人发生所谓赌博债务纠纷时，采取劫持他人的方式，索要的债务远远超出赌债，被告人行为的目的已不再单纯是索要赌债，而是转化为以索债为名，采取绑架的手段来勒索他人的财物，这一行为符合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特征，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处罚。⑷如何合理判断索要债务是否远远超出实际债务本身，不能简单以数额论，认为索要的债务数额超出实际债务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程度的，就是绑架犯罪；也不能简单以倍数比例来认定，认为索要债务达到实际债务多少倍数的，就是绑架犯罪，而需要综合案件的多方面情节来合理判断。具体而言，要看行为人索要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系完全虚构，或者虽有真实的债务，但真实债务数额相对索要债务数额而言微不足道的，可认为其主观目的系以索债为名，客观上是行绑架之实；要看行为人为索要债务的实际付出，是否因此产生了相关路费、电信费、劳务费等，在索债时将其之前支出的相关费用折算入债务的，虽索取债务数额超出实际债务数的，亦当以索债论处为宜；要看行为人的相关表现，是否多次、经常、一贯实施类似索债行为，例如前文所举案例，被告人孟铁保以营利为目的设赌抽头，存在赌博犯罪事实，其多次“放资底和”，客观上有利用赌债勒索他人钱财的犯罪嫌疑，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索债行为。如果行为人因为被害人一方债务久拖未决，百般抵赖，出于泄愤、报复等动机，而索要的数额超出实际债务的，考虑到其具有情感补偿的成分，即使超出数额较大的，在选择适用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罪名时也应当慎重，一般优先适用非法拘禁罪。


三、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分问题

　　绑架犯罪利用的是被绑架者以外的第三人对其人身安危的担忧，而迫使第三人支付赎金或者满足犯罪分子的其他不法目的，与抢劫犯罪当场劫取被害人钱财的实质特征区别较为明显，司法实践中一般能准确区分绑架罪与抢劫罪。但近年来，由于犯罪分子犯罪手法的变化，且司法人员出于量刑平衡的考虑，对于那些绑架意图表现得不是那么典型的犯罪行为，在选择绑架罪或抢劫罪罪名时常产生疑虑，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剖析。
　　（一）勒索财物型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点在于人身控制性与财物的第三方强索性
　　两罪均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对被害人人身自由的控制程度不同。勒索财物型绑架罪在客观方面须表现为采用强制手段控制被害人的人身，由于控制人身的目的在于向第三方强索财物，因而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绑架犯罪不可能像抢劫犯罪那样具有实施暴力、强制手段的即时性特点，当然，这种时间长度也不必然要求达到若干小时、若干天的程度，参照人们对控制时间的通常判断为标准即可。抢劫罪客观上通常实施得较为迅即，犯罪分子往往乘被害人不备之际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行为排除被害人的反抗，目的在于迅速获得被害人携带的财物。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索要财物的对象是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范围往往是被害人的亲属、朋友等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利用的是第三人对被害人人身安危的担忧心理勒索其钱财。而抢劫罪针对的被害人自身的财物，通常是被害人当时随身携带的财物。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财物的电子化、凭证化等技术化发展现状和趋势，当犯罪分子以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为后盾，逼迫被害人将财物的电子化、凭证化载体带至特定场所，例如银行、网吧等，将财物予以货币化或将钱款通过网络转至犯罪分子控制的帐户，其虽然行为方式有所不同于传统的抢劫犯罪，但其实质仍然是劫取被害人的财物，仍应认定为抢劫犯罪。
　　（二）宜完整全面地评价绑架犯罪
　　在犯罪分子抢劫、绑架动机不明的情况下，要全面地审视其行为，不能片面地、割裂地进行刑事评价，防止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除少数犯罪分子具有明显的绑架意图而实施绑架犯罪外，多数犯罪分子主观上抢劫、绑架的动机并不十分清晰，两种犯罪意图多交织在一起，抱着能抢就抢、抢厂主外如能再勒索其家人一笔钱款更好的主观态度。我们应全面分析犯罪分子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包括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以尹某、于某某绑架案为例加以说明。该两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预谋绑架犯罪，准备抢一辆“黑车”作为实施绑架的犯罪工具，表明其主观上有绑架的犯罪意图。此后，在实施抢劫“黑车”司机的过程中，两行为人又实施了勒索被害人家属财物的行为，显示出其绑架的犯意始终较为明显。在索要到财物后，两行为人将该司机杀害。⑸如果将两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那么就遗漏了对其之前的预谋绑架行为的刑事评价，显然罪名认定不够完整。而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完整覆盖到两行为人的犯罪预谋、犯罪实行阶段的所有行为，既顾及行为人预谋绑架的绑架预备行为，也涵盖了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杀人行为，刑事评价更为全面科学。反之，如果采取分段认定的方式确定罪名，则需要认定绑架罪（预备）、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罪名认定极为繁琐，刑事评价呈分散状。在抢劫、勒索被抢劫者家属钱财行为先后出现的场合，抢劫行为被绑架行为吸收，应认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已由抢劫罪转化为绑架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转化犯，按重罪吸收轻罪的评价原理，应最终认定为绑架罪一罪。
　　（三）如何评价犯罪分子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认定罪名：如果行为人直接告知被害人家属已控制被害人，并以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相威胁，向其家属索要钱财，构成绑架罪；如果行为人通过被害人转达勒赎请求，以使被害人亲属完全相信其被控制的事实，应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要求被害人不能告知其被控制的事实，而是由被害人编造其他理由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其家属误以为其因正当事由需要钱财而提供的，视作被劫持的被害人交付钱财，构成抢劫罪；如笼统地要求被害人向其家属索要钱财，至于被害人以何种名义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在所不问，此时应看被害人家属是否感知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感知或无证据证明感知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够科学，且混淆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区分标准。理由是：其一，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大多会让被害人编造各种理由向其家属索要财物，甚少直接让其表明已被绑架。以被害人是否直接说出自己被绑架作为绑架罪的成立条件，无疑不当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其二，刑法关于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在客观行为上只要求具备两种要件，一是勒索财物，二是绑架他人。对于勒索财物要件，刑法并未再要求必须以明示绑架为前提索要财物。笔者认为，将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理解为以绑架行为为后盾索要财物即可，至于是否要求被害人说出自己被绑架则在所不论，否则会导致绑架罪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被害人家属的理解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被害人自身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暴力控制，以至司法判断过于随意和片面。其三，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索要财物的对象是被绑架者之外的第三人，抢劫犯罪劫取财物的对象是被抢劫者本人，以财物的获取来源作为判断标准符合刑法关于绑架罪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且明确清晰便于司法操作，没有必要再掺杂第三人一方主观上的认知情况。其四，过去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将某些第三人不太清楚被害人是否被劫持的案件以抢劫罪论处，往往是出于量刑均衡的考虑。绑架罪的起刑点是十年有期徒刑，而抢劫罪的起刑点是三年有期徒刑，显然绑架罪的刑罚要重于抢劫罪。对某些犯罪情节较为特殊，犯罪分子具有轻缓情节的绑架犯罪，司法机关出于调节量刑的目的而改为认定抢劫罪，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规定的背景下，以调节量刑规避适用绑架罪罪名的客观需要已不复存在，对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完全可以在量刑时做到罪刑均衡。


四、共同犯罪形态下的绑架犯罪认定问题

　　在多人共同实施绑架犯罪的场合，由于分工的不同以及具体犯罪故意内容的差异，不同犯罪分子触犯的罪名可能不尽相同，不一定一概以绑架罪论处。共同犯罪分子在成立共犯的前提下，分别适用不同的罪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及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成立共同犯罪与对共犯者最终适用怎样的罪名是两个概念，并非要求所有的共犯者都触犯同一罪名。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分子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罪名的，可分别定罪。这样的情形在刑法中并不鲜见。例如，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三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区别在于行为人在组织卖淫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司法机关根据各个犯罪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作用大小，可能适用不同的罪名。犯罪主体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的罪名，也可分别定罪。例如，刑法规定了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分别适用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的罪名。又如，刑法在行贿犯罪方面设置了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等罪名，在涉及单位与自然人行贿，从中又有人介绍贿赂的，虽然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但由于存在多个相关罪名，最终对共同犯罪人适用的罪名也可能不同。司法实践中对此亦持肯定态度。
　　多人实施绑架犯罪的司法认定较为复杂，指使者与实施者的犯意有所不同，或主要实施者与帮助实施者的犯意存在差异，都可能影响到对共犯者犯罪行为的评价。指使者出于故意杀人的意图，而实施者系为获取报酬帮助指使者绑架被害人的，应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罪名呢？被告人王军娴因与被害人陆惠娟的丈夫张剑刚产生私情而与陆发生冲突，意欲加害陆。王军娴雇请曹汉标、张华光、李亚等人帮助其劫持陆惠娟，后者在获取所谓报酬后将陆交给王军娴处置。王即与其女儿沈安妮将陆带至郊外，以窒息方式杀害陆。⑹从全案看，可分为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为人质，在第二阶段，指使者王军娴纠集其女儿采用暴力方式杀害被害人陆惠娟。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其目的在于获取非法报酬，无证据显示其主观上知晓指使者王军娴是为了加害被害人，因而不能认定受指使者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故意，也无须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受指使者的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该案受指使者的绑架行为应当属于绑架罪中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情形。所谓“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一般是指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以外的目的，例如满足不法政治诉求、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捕等，劫持他人为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的诉求对象一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而劫持人质型的绑架罪的诉求对象比较宽泛，可以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还可以是与行为人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企业等单位，等等。行为人出于赚取绑资的动机而帮助指使者实施绑架犯罪的，其绑架行为的诉求对象自然针对的是指使者，可纳入“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范畴。
　　在上述案例中，对指使者王军娴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王指使他人实施绑架犯罪，作为主犯应对绑架行为及随后实施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应以绑架罪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绑架杀人与故意杀人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杀害被害者，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绑架的故意。而绑架的主观故意要素必须包含针对第三方的不法诉求，具体而言，当针对的是被绑架者亲属，目的是为了索要赎金时，其绑架的故意内容体现为勒索财物；当针对的是与行为人有一定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甚至是无特定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时，其绑架的故意内容体现为以劫持人质为筹码达到满足不法诉求的目的。该案被告人王军娴虽有指使他人绑架被害人的行为，但在绑架被害人之后，王军娴并未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诉求，而是直接将被害人杀害，结合其在指使他人实施绑架行为之前即产生杀害被害人的犯罪意图的相关证据，其行为不能满足绑架罪的主观要件要求，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更加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
　　多人共同实施所谓绑架犯罪的场合，还可能是主要实施者系以绑架为目的，而帮助实施者出于索债的目的，两者的犯意不同，亦影响到罪名的认定。如被告人章浩承租—家大酒店，因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遂产生了绑架勒索财物的犯意。他对在其酒店做服务员工作的被告人王敏提出，有人欠债不还，去把他小孩带来，逼其还债。王敏表示同意，并亲自实施了诱骗、控制被害人的行为。⑺从形式上看，王敏系与章浩共同实施“绑架”犯罪，但相关证据证实王敏主观上并无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是基于帮助章浩索债的目的实施了非法拘禁被害人的行为，两名被告入主观上的犯意不同，应分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假设章浩在王敏已经控制被害人之后告知其绑架意图，王敏继续帮助其实施犯罪的，应认为王敏的主观犯意已由非法拘禁转化为绑架，相应地应当将其行为完整评价为绑架罪。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共同“绑架”犯罪的案件时，须注意查明不同犯罪分子的真实犯意，切不可仅因为形式上具备了“绑架”的客观要件就轻易将全案定性为绑架罪，而忽视对行为人主观真实意图的考察。对证明行为人参与实施犯罪，绑架的犯意不明显或有疑问的，笔者主张就低评价为非法拘禁罪。对在他人实施了部分绑架犯罪之后，主观上明知系绑架犯罪，而中途参与实施余下的部分绑架犯罪行为的，由于后续参与者主观上认可并接受实施绑架犯罪，客观上实施了部分绑架犯罪行为，依刑法承继的共同犯罪原理，应以绑架罪共犯论处，并对全部绑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以体现共同犯罪整体负责的刑事评价原则。

注释
⑴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刑初字第58号判决书。
⑵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⑶参见上海市第一中人法院（2009）沪一中刑初字第175号判决书。
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⑸参见上海市第一中gA民法院（2011）刑初字第63号判决书。
⑹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刑初字第169号判决书。
⑺具体案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458页。


现代政府的“福音书”
——洛克《政府论》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是以洛克的《政府论》为蓝本，结合前人的各种研究重新审视了这一近代政治学经典著作，并以历史的科学的和社会的角度再次阐释了洛克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想以此能对正在艰辛地建立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的现实有所裨益。


【关键词】洛克 政府论 政治思想




引子：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一书成于1679年、完成于1681年、发表于1689年，【1】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与妥协中产生的著名政治学和法学名著。该书批评了封建王权与宗教专制结合而成的绝对专制主权理论，【2】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辩护。全书一方面清理了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准确说是英国革命时代的各种思想，另一方面又第一次系统的完成了“以社会主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阐发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思想与学说如天赋财产权利、社会契约、人民民主等。文字中充满了典型的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和妥协传统，赋予其理论相当的宽容性和符合时代的浓厚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气息。“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这一原创性贡献，他的集前人成就的学说及原则应被认为是此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3】这在理论上奠定了后来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和怀疑主义不同路径，同时在实践上深刻影响和指导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洛克的《政府论》可以称得上近现代政府的“福音书”。
一、洛克《政府论》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溯源
在英国，17世纪是在政治和法学史上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所发生的时代。该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显著特征就是：国王与议会就主权渊源和性质以及法治问题互不相容发生冲突且日益升级，并最终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而告终。随后革命的清教徒统治英国一直到1660年，但此后却再也不能继续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下去。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先后复辟导致有关争端一直未决，而且由于詹姆斯的固执与对新教臣民的冷漠尤其是让自己的官员充斥天王教徒的做法，导致了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联合起来废黜了詹姆斯二世，由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和妻子玛丽联合执政（根据先前继承规则，这是不合法的。洛克在下篇中予 以了辩护）。1688年的这一“光荣革命”中产生出来了有关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民主基础的一系列原则【4】。这些也是革命后执政的辉格党人形成的自己的政治传统，也由此形成了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
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洛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反映在他的名著《政府论》中。洛克经历了英国革命的全过程，加之他曾因政治原因逃之荷兰并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荷兰人的自由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宗教和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实际运作和好处。《政府论》两篇目的就是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辉格党的朋友们推翻詹姆斯二世的革命提供理论和智慧的武器；洛克1689年回国后因革命已发生，便修改了《政府论》。在回国后写的序言中希望该书“足以确立我们伟大的秩序恢复者，现在的威廉国王的王位”；也强调希望该书“向全世界论证英国人民对公正的自然权利的热爱，他们捍卫这些权利以及国家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时拯救国家的决心。”
洛克的政治社会理论总结了宗教改革末期和国王与国会分裂这段时间的政治思想；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过去经验产生的政治理论思想集中起来，纳入属于他那个革命时代的开明思想之中，在政治思想史上打下了他独特的烙印。他并没有完全隔断历史，人们通过胡克发掘出来的中世纪传统而可以将这些思想一直追溯到托马斯•阿奎娜【5】。事实也是，尤其下篇的许多论证都引有胡克的《宗教政治》一书中。当然，这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因为其表现形式、阶级和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了。笔者将在下面的内容里论述这一问题。
反观洛克的学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以下事实：首先，15世纪前的英国已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注重科学研究范式，强烈的反叛意识及与生俱来的妥协精神。其次，洛克同时代的前辈们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提供新工具法的经验归纳法、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科克所践行的普通法法治精神、哈林顿倡导的自由法治主义以及霍布斯的权力观和契约论，这一切都深刻影响了洛克的思想发展。最后，洛克的时代相比较于当时的欧洲大陆，至少在不列颠，宗教问题已基本解决；政治比较开明了。正是洛克丰富的实际政治经验和兴趣，正是他对理性的哲学信念的执着，正是他对经验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正是他那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才有了这部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政治哲学著作。
二、《政府论》上、下篇的主要架框分析
《政府论》整体上可以说是洛克早期在《论宽容的书信》的发展，在后者作者不仅阐述了宗教崇拜的自由而且阐述了他的关于政府起源和政治组织基本条件的观点：
赋予行政长官的全部委托、权力和权威，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要用来谋求使他超然于社会之上的人们的福利、保护与和平，因此只有这一目的是而且应当是他修正和均衡其法律以及设计和组织起政府所应依据的标准和尺度。假如人们不在一些法律下联合起来，不成为一个国家也能和平和安宁的一起生活，那么也就根本不需要行政长官或政治，因为它们只是用来保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免受相互之间的欺骗和暴力；所以只有建立政府的目的应当是政府活动准绳。
可见在洛克看来政府起源是为人们的幸福与和平，而政府的组成条件又必须以其目的为准则。在随后的内容里，洛克强烈驳斥了绝对君主制，他写道：
不能假定人民会给予他们同胞中任何人或更多的人支配自己的权威，去达到保护人民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或者把他们管辖权的范围扩展到世界的范围之外。
这里洛克从经验出发一方面排除了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专制，不论是一人专制抑或是多人专制；另一方面表明了政治是现实的是入世的而非来世的观点，即将宗教排除了政治之外。
从理论建构上，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在洛克的政治理论中看到了与其形而上学明显不一致之处：《人类理解论》的目的是要摧毁先天理念说，把一切知识归结于为经验的概括；《政府论两篇》第二篇似乎与这一切恰恰相反，它完全以自然状态和理性法则这两个概念为依据，因此很难看出洛克怎么能从经验中得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但实际上，洛克仍未脱离他一贯的学术方法：首先，上一个世纪，在新教改革下“自然法”学说已经开始去掉经院神学的标签及与之联系，开始用理性话语代替；在17世纪，世俗化的自然法成为政治理论赖以取得进展的基础；也在17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对作为高级秩序存在的自然法实质拒斥；到了17世纪，“自然”开始指称人的欲求而非神的法律，而当时的个人主义者正是在自我利益何以应当自由实践的依据这一意涵上使用自然权利的。洛克说“理性就是自然法”，【6】同时他也不认为与自然法冲突的人类法律归于无效。如论财产私有权时：
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区别开来，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已有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些东西，因此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权利。
其次，论及自然状态时，他是把这一概念与战争状态和政治社会相对的。作为清教徒的洛克认为上帝将理性和财产赋予每一个人：自然状态是“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但并不是放任状态”。这些自然状态是建立在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之上的，是经验的而非抽象的假设。17世纪英国的启蒙作者们正是以描述的人类学为发端的，然后问道：必须如何创造一些规律，让这类生物（人）得以一起生活？【7】“洛克在破坏了天赋观念以后，在抛弃了那种相信人永久在思想的空洞想法以后，便证明我们的种种观念都来自感觉。”【8】
洛克为之辩护的自然状态是确实存在的，通过合意创立一个新政府是可能的。人类早期历史知之甚少，但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缺乏就推定人们不曾处于自然状态中；他举出若干实例证明自然状态在较晚近的历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洛克认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对人人平等自由、缺乏公共权力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于人类初始阶段，但自然状态并不同于初始阶段；只要缺乏公共的政府形式，人就处于自然状态。
从论证逻辑上看，《政府论》两篇也是承上启下且相互贯通的。上篇洛克以菲尔默的《先祖论》为靶子驳斥了以神权为依据的绝对君权说，而下篇可以说是对维护现实出发倡导开明专制理论的霍布斯的回应。两篇的内容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在上篇的驳斥中，驳斥君权的神圣起源实质上是为自然状态做证据。洛克通过对菲尔默的君权来源的矛盾批判，提出“父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只源于父子关系；正如父子关系本身一样不能继承，父权也不能继承”。【9】这样父权的神圣性被打破。接着洛克批判了菲尔默的财产权理论后认为：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财产权就是基于他拥有的（感觉和理性）可以利用对其生存必要的或有用的物品的权利。
基于此洛克认为人人都应有平等的财产权。最后洛克又指出，“每个人由于都被植入保存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欲望—强烈欲望—并作为其行动原则”，“人人都相信依照所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然趋向行事”。这样洛克就完成了他下篇所论述的全部内容的基调：洛克打碎父权的神圣性也就破灭的君权神授的可能性；再提出自然的世俗的财产权就为人的自然状态提供了事实支持；同时让一人专制的理由彻底消失，人人的平等自由观出现；由于平等的财产权和自我保存的欲求就又提供了下篇的人人平等观的出现；同时基于自然状态的不完善，完成了可以由契约形成政治社会的必要性。
这样上下两篇看来在逻辑架构上是不可分的，两篇是基调一致、顺利演绎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就当时而言上篇比下篇更重要。然而下篇是作为对合理、正当的政府的预测，当然随着时代进步就显得更有现实和指导意义了。
三、洛克《政府论两篇》的政治思想简述
洛克的政治思想如同一个宝藏，可以从不同角度发掘出我们各自想要的思想和学说，本文试图阐述以下思想：
（一）有限契约思想
洛克通过契约这一媒介来实现了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确立，每个个人都和他人一样一起同意按照契约把执行理性法则的自然权利交给共同体（COMOMWEALTH）【10】，以便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一切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11】人们把权力交给的共同体不是霍布斯所说的一个主权者，洛克整书未提主权者；而且这个契约是有限的和具体的。人们只是放弃执行理性法则的自然权利，而人所保留的自然权利却是限制主权共同体的正当权力。
（二）国家与社会及民主思想
洛克有限契约的共同体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即政府可以解体，而社会依然存在。洛克详细探讨了政府解体的原因和形式并指出了国家和社会是两分的，这不同于霍布斯的政府解体社会秩序也随之消亡理论。共同体因为其目的在于人民的福祉，它是应当永远存在的；而政府因违背其设立目的，故是可以更换的。他阐发了国家状态下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每个人在加入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复归于个人，而将永远存留于社会中，因为若不是这样，就不会有社会，不会有国家，而那样是违背最初的协议的。同样地，当社会把立法权交给了由若干人组成的议会，继续有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掌握，规定了产生后继者的方式和权力，那么，只要政府继续存在，立法权就决不能复归于人民。但是，如果他们规定了他们的立法机关的期限，让任何个人或议会只是暂时拥有这种最高权力，或者如果掌权者因失误而丧失了权力，那么在统治者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到期时，这种权力就复归于社会，人民有权作为最高权力的行使者，继续由他们自己行使立法权，或者把立法权交给一个新的政府，或者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新人。
（三）人权与公民权思想
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家们在社会契约的思维模式里，令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关系表现的淋漓尽致。人仅是作为一个体而存在的，就像原子一样；国家社会也不是从来就有。人人享有自由、平等，通过契约—恰恰是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国家；通过契约，从自然状态建立了“公民”的状态，从“人”变成“公民”，“公民权利”取代自然的权利。国家是因目的而建立，目的即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基于此，霍布斯提出了契约的缔结其首要目的是提供安全，只有建立某种绝对的统治权才可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绝对统治，社会契约变成服从契约。洛克则不同意开明专制的理论；基于他的契约理念，洛克则强调，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人的各种自然权利：他的自由、他的财产和人人平等；因此，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的国家也受到这些权利的约束；根据社会契约，执政者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原始的人权，是公民的受托管理人：管理自由、平等和财产。
（四）法治思想
作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结果所发展起来的东西就是法治国家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承认人权、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洛克认为，基于契约的目的而引申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就是那个社会所制定的法律。立法权是最高权力，而且一旦共同体把它移交在某些人手里就是神圣的和不可改变的，但这种授予必须是全体人的一致同意，并且正如洛克所说：
社会给予他们的委托以及上帝和自然法对各种政体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所定的界限：第一，它们应当以正式公布的固定法律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宫廷权贵和乡村农夫都一视同仁，不因特殊情况而有所改变。第二，这些法律知识为了人民的福利这一最终目的，此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能对人民的财产课税。第四，立法机关即不应该也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置于并非人民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
这里体现了议会主权和人民民主的基本精神。在论述立法权之后，洛克又论述了其他两种权力，即执行权和对外权。基于政府的目的及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洛克进一步提出了分权思想。“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是无限的，它不可存在一个人手中；立法权和执行权该由不同的人员行使，法官应该独立”，“而且行政受法律的约束”。“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这可以说有分权思想的开端，有法律至上的理念，有法律公开、法律正当和司法独立的精神。
洛克的思想总体上体现了法治政府所具有的几乎一切原则和精神，虽然它没有完整的明确的制度设计，但他对以后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了基本标准，为今后各国尤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建设实践奠定了第一块砖。
四、洛克《政府论》对当代的启示
（一）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本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