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1989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沪高民他字第7号《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案件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被告赵伟昌根据传闻，撰写严重失实的文章“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和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未经核实而刊登该文，造成了不良后果，两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侵害徐良的名誉权。
二、陈保平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原告徐良亦表示不告，法院可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两被告对原告徐良因进行诉讼而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应酌予赔偿。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的请示 （89）沪高民他字第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两被告上诉案就赔偿范围向我院示。我院经审委会讨论，对是否构成侵权、侵权主体及赔偿范围等存在不同意见。现将案情和意见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地址：本市常熟路100弄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昌，男，28岁，汉族，江苏省江阴县人，上海《团的生活》记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良，男，28岁，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干部。
一、案情概要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文化透视”栏刊登了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以下简称“索价”）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他始终没有改口。《北京晚报》、《报刊文搞》作了转载，《淄博日报》、《安徽大学报》、《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有的认为，这英雄用他的行为否定了他那英雄的形象，指责徐良“
将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向人民索价”；有的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商品经济观念，英雄付出了一定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
《索价》一文发表后，徐良受到亲属、朋友、邻居的指责，妻子曾要离婚，部队成立两个调查小组，专程到北京、上海调查，并将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徐良调回兰州部队，下连队反省。
1988年1月中旬，徐良委托律师来沪调查，并与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磋商未成，于同年1月26日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损失。
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辩称：报社对社会文化现象作透视分析发表了赵伟昌的《索价》一文，文章的事实应由作者负责，即使该文有失实之处，也属工作失误，“失实”与“侵权”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赵伟昌辩称：《索价》一文中的内容系在研讨会上听陈保平所讲，系“新闻中的新闻”，作者对该“新闻”的事实不需要调查核实。因主观上没有过错，故不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
二、一审审理情况
法院查明：1987年9月上海《青年报》社筹办“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派该社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周世明赴北京邀请徐良参加演出。同月中旬周世明在北京日坛宾馆找到徐良，说明来意，徐良表示：工作太忙，爱人临产，不愿来沪演出。两天后，周世明再三恳请徐良，徐良答应如无特殊情况，到时来沪演出。9月20日，周回沪前向徐良告辞时，提到金秋文艺晚会属营利性质，报社有经济收入，可给演员一定报酬。徐良表示：你们看着办吧，给多少都可以，我无所谓。周世明回沪后向部门领导陆其祥汇报，并告诉《青年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称已请到徐良，估计徐良这档节目每演出一场需500元，包括伴舞在内约需七百元。
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于198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徐良与两位伴舞演出四场，整台共盈利20000元左右，徐良领得四场演出费21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903元，实得1197元。《青年报》社考虑徐良的身体本应请人护理，在沪演出期间生活由伴舞者照料，徐良经常自费请她们吃饭，故又以徐良的妻子陈燕的名义给徐良领取护理费400元，徐良合计得1597元。
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市第四届青少年研究会，研讨“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问题”。会前几天，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干部陈小亚吃饭时听《青年报》社特稿部主任陈保平说：听报社里人讲，请徐良唱歌也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研讨会上陈小亚讲：据说徐良唱歌开价30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并请陈保平到小组会上介绍徐良来沪演出拿报酬的情况。陈保平否认会上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经向十四个与会者调查，有三人说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有六人回忆陈保平讲报社同志去请徐良演出，谈到报酬问题，开始讲给徐良的价不到三千元，未成功，最后还是付了三千元。有五人说由于迟到或未参加小组会而不知情。但有七人证明：陈保平当时申明这事只是内部讨论，不宜外传和登报。
会后，赵伟昌未作调查核实，写了题为《徐良索取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一文，向《上海文化艺术报》投稿。《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朱士信在审稿时仅与作者赵伟昌联系，便隐去徐良姓名，将“索取”改为“索价”后予以发表。
审理中，徐良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赔偿经济损失3700元；对名誉受损造成的精神损失不要赔偿；也不要求追加陈保平为被告。静安区法院根据最高法院民复（88）11号批复精神，报社对发表的稿件应负审查核实之责，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社都有责任，认为赵伟昌对无事实依据的传闻，不作调查核实，而撰文投稿发表，已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对该文事实未予核实予以发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应负主要责任。静安区法院对徐良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为：一、徐良、护理人员和律师的飞机及火车票费用共1839．60元，其中徐良和护理人员林衣钢来沪出庭的来去飞机、火车票468元。北京律师沈志耕和孙海四次来沪起诉，参加调解及出庭为十一次飞机票和一次火车票计1371．60元，包括律师三人次从外地飞沪机票高出北京飞沪的费用165元在内。此外，沈志耕三次来沪或回京和孙海一次回京的路费未计算。二、徐良护理人员林依钢及律师在沪住部队招待所即延安饭店，住宿费1370．50元。其中最高的40元，仅一天，最低的5元，平均每人每天18．03元。三、车、杂费499．42元（飞机票代购费、复印诉讼材料费、委托律师代理费、汽车费、伙食补贴费等，其中徐良来沪坐出租汽车费用159元）。伙食费用，律师在沪诉讼按国家标准每人每天2．5元，计算49人次，护理人员的伙食费补贴未予计算。据此判决：一、《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应停止侵害徐良名誉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上海市级日报上登报为徐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报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费用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百分之七十，赵伟昌负担百分之三十。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2590元，赵伟昌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1110元。三、诉讼费50元，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35元，赵伟昌承担15元。
三、二审意见
两被告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称：已向作者作了调查核实，不存在“不尽核实之责”，且无侵害徐良名誉的过错，是鉴于对当今改革开放新观念的思考；要论责任也应追究消息之源《青年报》社。赵伟昌称，《索价》一文源于《青年报》社的陈保平，对“索价”消息是间接引述，而非直接表述，并是对“青少年问题研讨会”上透露的一条消息以及不同的讨论意见的如实记叙，意在探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观念，不存在对徐良名誉的侵害。
中院审委会讨论，对《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构成侵害徐良名誉权无疑义。但对赔偿范围和数额有三种意见：一、徐良因名誉受到侵害，为进行诉讼的实际支出（包括个人、护理人员和律师），只要没有故意扩大损失，应全部由侵害人承担；二、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律师来沪费用非必需支出不予赔偿；三、除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外，律师前来交诉状及法院通知律师来沪出庭的费用也应予以赔偿。审委会倾向第三种意见。
四、我院意见
根据案件事实和原审判决，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一种意见：有四人证明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者没有捏造事实，不能攻文章之一点，应当通观全文，文章不是以侮辱徐良为目的，而是对争议的讨论，是对研讨会进行纪实性的报导，意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新观念的探讨，并没有掺进作者的个人意见，并且从文章发表后的结果看，社会上的反响也有两重性；即使“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与事实不符，也只是数量上的出入，不应对作者求全责备。因此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另一种意见：《索价》一文作者把“徐良开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而事实并非“开价三千元”，更不是“少一分也不行”，文章严重失实，作者主观上为了新闻“爆炸”，客观上致徐良受到多方指责，已使徐良的名誉受到损害，造成了后果，符合构成侵权的法律特征，应确认侵害了徐良的名誉权。多数委员认为构成侵害名誉权。
（二）谁是侵害名誉权的主体。一种意见：侵权主体应是陈保平、赵伟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因为“索价”的不实消息源于陈保平，这已由与会者九人证明（五人不知情除外），陈保平不能以申明不宜外传和登报免除责任；而赵伟昌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了传播扩散，三者都有过错，造成徐良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应追加陈保平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种意见：陈保平虽否认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但与会者证词可以证明他讲过，鉴于他在会上申明不要外传和登报，且原审法院征询原告徐良是否追加陈保平为被告，而徐良明确表示不要追加，据此，可以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赔偿范围。如果构成侵害名誉权，徐良依法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徐良不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对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范围意见不一。一种意见：对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同处理其他侵权赔偿案件一样，不应将当事人为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律师的车旅费、住宿费和伙食补贴计算在内，因此，徐良的经济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一种意见：鉴于侵害名誉权案件的特殊性，被侵害人及请律师进行诉讼所支出必要的费用应酌情赔偿，即按国家规定出差的的车旅、住宿标准计算，乘飞机、住超标准宾馆、坐出租小轿车以及律师的伙食补贴一般不应列入赔偿范围，对原审判决赔偿金额须重新核定。多数委员倾向后一种意见。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在适用法律上有不同意见，特此请示。
1989年5月30日


现代科技证据的初步探析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当前，许多国家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能，纷纷试图将现代科技手段引入诉讼程序。然而，由于科技证据本身充满了争议，它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研究。本文仅从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以及收集的范围与程序的角度，结合各国的一些实际作法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析，并以此谈谈自己的立法设想，以期为我国今后在这方面的立法与研究抛一引玉之砖。
关键词：科技证据 证据能力 证明力　相关立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就诉讼领域而言，这种变化给诉讼活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发现与获取证据信息的能力，另一方也使犯罪的智能化和犯罪分子逃避侦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更为有效地打击犯罪，当前许多国家试图将现代科技引入诉讼过程，以提高诉讼证明的技术含量和高效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极大增强获取犯罪信息与证实犯罪能力的同时，由于其具有的新颖性而使其准确性一时难以得到公认，也往往使公民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可能受到更大的侵犯。因此，许多国家对现代科技证据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问题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一、现代科技证据的概述
所有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就是科技证据。[1]应该说，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早已开始，但“科技证据”作为一个法学名词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华尔兹是较早系统研究科技证据的，他将科技证据界定为十三个领域：（1）精神病学和心理学；（2）毒物学和化学；（3）法医病理学；（4）照相证据，动作照片和录像；（5）显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纹法；（8）DNA检验法；（9）枪弹证据；（10）声纹；（11）可疑文书证据；（12）多电图仪测谎审查；（13）车速检测。[2]日本著名法学家田口守一教授也在其《刑事诉讼法学》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将科技证据分为：（1）拍照摄像；（2）采集体液；（3）监听；（4）测谎器检查；（5）警犬气味鉴别；（6）声波鉴别和笔迹检验；（7）DNA基因鉴定。[3]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科技证据应限定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但同时由于其新颖性致使其可靠性难以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其对人权的侵犯而被许多法学家所排斥，而导致其许容性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不断否定到肯定的反复过程，几乎每一种科技证据从产生到走进司法程序。从被少数执法和司法机关承认到被多数执法和司法机关采用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争论的过程，如测谎技术、秘密监听、精神病鉴定等的应用及其获得，证据的使用都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使用科技手段进行诉讼证明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对付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犯罪中，科技证据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最有效的证明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科技证据逐渐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界的承认。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也肯定了某些科技证据的使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或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慌仪协助办案。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科技证据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缺乏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实际的适用中也缺乏具体明确的决定。
二、科技证据的证据特性之分析
证据的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据能力和证据力。和传统的证据种类相比，现代科技证据既有一般证据的特性，也更有与其它证据形式不同的特殊性，这是我们在认识与运用科技证据时要充分予以注意的。
1、科技证据的证明能力
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是指能否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必须由审判人员加以判断的事实，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4]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一般由法律加以确认或限定。应当说，绝大多数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已得到了各国立法与司法的认可，但仍有不少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仍是立法与学术界争议的问题。那么，决定一种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一项科技证据最终能否得到司法、立法机构的认可而具备证据资格要必备些什么条件？通过对各国许多科技证据从出现到最终为立法或判例所许容过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决定一项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该项技术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程度，这往往用准确率来表达；二是该项技术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程度和方式，以及这种侵犯程度和方式能否为该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所容忍。
科技证据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性，是一国立法、司法者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一项科技证据赋予证据能力时最重要的依据。许多科技证据由于其技术上的原因，在其早期往往会引起很大争议，也难为学术界或司法界所承认，很难获得证据的资格；但随着这项技术的完善，其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那么，这一项科技证据的适用也逐渐为立法和司法所接受。就以目前仍有较大争议的测谎试验为例，早期的测谎试验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侦破技术的一大突破，但由于其科学性无法得到认定，其结果的准确率也并不高，“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专家未获得符合标准的科学认同”，因而无法使法院接受该专家证据。但当这一项技术逐步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现在培训合格的测试人员测试可以使错误率缩小到1%的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其准确度已远远高于法院现在承认的其他证据，足以保证在特别领域中得到承认和采信，现在美国大多数州已在立法或判例中正式确认了它的证据能力。
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人权，那么，这种侵犯的程度及其为人权保障机制所容忍的限度是一国在赋予其证据能力时要慎重考虑的法律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刑事诉讼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因此，许多国家规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即重大犯罪中适用；并且科技证据的收集方式是要十分讲究的，要尽量采用最小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进行。正因为如此，许多与人权保障制度冲突中较小的科技证据，如指纹提取、毒物化学分析、车速检测等往往容易被承认；而那些在获取过程中必须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进行限制和剥夺的科技证据，如秘密监听、测谎实验、催眠技术等则往往争议较大，立法和司法对其采用也十分谨慎，而且限制得很严格，对其采用的方式也规定得具体明确，以尽可能在两大目的之间达到平衡。
虽说许多科技证据在使用过程中都遇到了反对观点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越来越多的科技证据的使用从立法和司法上给予了肯定，这主要也得益于其技术科学性及可靠性逐渐提高，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程序和方式的完善而使之与人权保障制度逐步契合。
2、科技证据的证明力
证明力又称证据价值，它是指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生作用的力量，即证据对于事实的裁判者形成心证的影响力。[5]应该说，由于技术手段的科学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与传统证据形式相比较，科技证据往往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在诉讼证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许多“疑案”、“悬案”得以侦破。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科技证据就成了“科学的判决”、“科学的法官”、“证据之王”，而直接可以成为定案的根据。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运用科技证据时仍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立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
一方面，根据庭审规则，所有证据包括科技证据在内使用时必须首先提交法庭，经控辩双方的辩认、质证，查证属实才可成为定案根据。而按照直接言证据规则，科技证据的取证人员应当出席法庭，对其相关的原理以及获取收集过程加以说明，并接受相对方和法官的质询。为确保审查深入有效地进行，相对人一方有权聘请有关专家协助发问或进行质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相对方对该项科技证据的正确性提出了“合理怀疑”，法庭就应允许进行重新取证或鉴定，甚至直接排除该项证据的采信。
另一方面，在采信科技证据时应适用证据补强法则。因为，虽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科技证据的可靠性已相当高，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些科技证据的准确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绝不能把科技证据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为防止冤枉无辜，有必要确立科技证据的补强，尤其是那些可靠性仍存在较大争议的科技证据，即使是查证属实，也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比如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除有鉴定结论以外，还须了解行为人平时的精神状况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后表现方面的证据。
在对科技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中，要坚决反对仅凭个别科技证据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孤证不能定案是证据法上的基本规则，要求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应当互相映证，形成闭合的合证据锁链，并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证明标准。
三、科技证据采集之范围与程序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实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犯罪。然而对科技证据的收集往往会带来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意志乃至尊严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此，许多国家对其采集的范围与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就范围而言，一般往往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方面是要求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犯罪案件，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作为对抗现代型犯罪之回应手段。日本在对采用监听通讯的立法中是这样确定其适用范围的。“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全、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通讯，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大，……可予采用”。[6]而美国对秘密监听的相关立法中，更是采取列举为方法规定了间谍罪、绑架罪、贩毒罪等十几种重大复杂的案件才采用该手段。其他各国同样都对多种科技证据收集范围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要求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取证手段，科技证据的取证过程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许多国家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只有采取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预期诉讼目标时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的相关立法中就明确地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使用秘密监听、测谎试验等手段；德国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的往来。[7]
就程序方面而言，各国要求科技证据的收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侦查机关在运用时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一般是向独立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取得司法令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一款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其次，必须遵守法定的期限，对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各国往往都作出期限上的规定，通常不允许超过该法定期限，但可经延展命令延长期限，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对命令应当限制在3个月的期限，准许对期限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决定的窃听时间不得超过15日。还有许多国家规定对某些科技侦查手段的适用还必须经过被测试者的许可，如测谎、催眠试验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手段的采用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相冲突。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并非矛盾，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机关批准，可不必被测试者的许可。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制订单行法规对某些科技手段的采用规定了十分明确具体的程序，如日本关于监听的法规。[8]
各国都对科技证据适用的范围与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凡是超过范围或违反了相关程序所获的证据都得予以排除，不能予以采信。在一定程度上既适应了揭露与惩治现代型犯罪的需要，维护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共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之与人权保护相契合，达到刑事诉讼再大目的之间的大致平衡。
四.对我国现代科技证据相关立法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社会治安的形势日益严峻,刑事犯罪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结构上更是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趋势,反侦查追究的意识与能力随之增强。这种背景下,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侦查手段的含金量，以现代科技为依托，能够获取通过传统手段所无法获取的证据资料,有效准确地打击犯罪。因此，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立法是十分急迫的，根据以上的论述，就谈谈我个人对此的几点想法：
１．应将现代科技证据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传统的证据分类法按其表现形式将证据分为七种，其中并没有科技证据的提法，更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一种证据形式，于是有的学者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形式之中，有的学者将物证及其相关鉴定结论统称为科技证据；［８］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９］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科技证据无论是和物证、鉴定结论还是视听资料相比，它都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证据属性即证据资格、证据价值方面，在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都与传统的证据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外，科技证据有其特定的意思，往往将其限定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由于对人权的侵犯一时无法被容忍，从而导致其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不断肯定到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这就赋予了科技证据新的特点与内涵，肯定了它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它在证据运用中的作用，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遵循其特有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应在立法上确认科技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甚至还可以将那些发展成熟的科技证据予以列举．
２．可以考虑通过单行法规的形式确定运用科技证据中的相关规则。现代科技取证手段与一般的取证手段不仅在特点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往往涉及技术认定和人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在规则中应规定那些科技手段可以纳入法律范围而具有证据资格，如前所述，这里应重点考虑的是该科技手段的科学准确性以及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权保护相协调，根据这一规则，就可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手段承认其可采性。就其证据力而言，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科学性而将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要遵循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相关性规则等证据规则，以确保科技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而为正确地运用与判断证据奠定基础。如果取证的相关人员和本案或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遵循利益规避规则进行回避。
３．明确科技证据运用的条件、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由于科技证据的运用一旦不当就会极大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而必须对它予以严格限制．参照国外的经验，科技手段运用要限定为重大复杂、取证较为困难，且采用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否则，就不能任意采用．同时，要严格其批准程序，明确其批准主体，只有中立的法官才享有批准权，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检察院也可以批准，但必须事后马上报法官批准．对时限也要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法定的时限．此外，还要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作出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以达到限制滥用职权、保护人权的目的．。
4．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对于科技证据的相关立法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保障。在科技证据的收集、运用、质证、认证等适用过程之中有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的，应明确其法律后果，凡违法所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根据其违法情节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还要给予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他们有控告、申诉的权利，由此而作出不公判决的，可以作为上诉及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由于科技证据的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要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适用或鉴定机构资质的认定，场所与设备的要求，经费的来源，相关人员资格的取得及培训等等，这些都关系到科技证据采用的合法性与科学准确性。

参考资料：
[1]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美）乔恩·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3] （日）田口守一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 [[5]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11、213页。
[6] [8] 参见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24页。
[7]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9]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日。
[10]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版177页。
[10]